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范疇，提出“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構建數據基礎制度，實施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統籌推進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和安全治理，構成了數字中國建設的科學內涵。對此，我們要深刻理解加快數字中國建設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促進數據更好服務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數據 數據要素 數字經濟 基礎制度
【中圖分類號】F49；F12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全球信息化發展與數字化轉型的重大歷史機遇，高度重視、全面布局、統籌推進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步入新發展階段，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深入發展，數字化已經成為世界主要國家優先發展的戰略方向。黨的二十大作出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的重大部署，開啟我國信息化發展新征程，數字中國建設越來越成為以信息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和有力支撐。
數據要素是數字中國建設與信息化發展的核心引擎。隨著信息技術和人類生產生活交匯融合，互聯網快速普及，全球數據呈現爆發增長、海量集聚的特點，數據蘊藏著巨大的經濟社會價值日益凸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并強調“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為我們構建數據基礎制度、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數字中國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強大動力。我們要深刻領會黨中央戰略意圖，準確把握數據要素發展規律，堅持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這條主線，促進數據供得出、流得動、用得好、保安全，更好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數據要素是數字中國建設的核心要素
加快數字中國建設是站在時代前沿、把握時代脈搏、根植于實踐、回應時代需求的重大決策部署。
習近平同志在地方任職期間就高度重視數字化發展，2000年10月27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六屆十二次全會上，“數字福建”被寫入福建“十五”計劃綱要建議；2000年12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政府專題會議上指出，建設“數字福建”，攻占信息化的戰略制高點，可以統攬福建省信息化全局，發揮后發優勢，意義十分重大；2001年2月7日，習近平同志在福建省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鼓勵各類信息源通過公用信息平臺上網，實現信息資源的綜合共享”，“要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采取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方式，集中開發一批有關政府決策及國民經濟發展急需的基礎性、綜合性省級信息庫和其他各類數據庫”；2002年，習近平同志再次強調，“加快建立和完善各部門各行業的信息系統，鼓勵發展各類公共數據庫，依托網絡，實現社會資源最大共享”。
2003年1月，在浙江省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以極具前瞻性的戰略眼光提出“數字浙江”建設，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加快建設“數字浙江”；《數字浙江建設規劃綱要（2003—2007年）》同年出臺，明確數字浙江的建設核心是以信息化帶動與提升浙江工業現代化，發揮信息技術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推動作用；習近平同志強調“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制定并實施“八八戰略”，對浙江提出加快推進創新型省份和科技強省建設，打造了“百億信息化建設”工程。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中國科學院時指出：“大數據是工業社會的‘自由’資源，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主動權。”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指出：“網絡信息是跨國界流動的，信息流引領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2015年10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文件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相并列，提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的講話中提出，大數據是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要推動大數據技術產業創新發展，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要運用大數據促進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切實保障國家數據安全，領導干部要善于獲取數據、分析數據、運用數據等重要指示安排。2022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會議時強調，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要維護國家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促進數據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揮數據的基礎資源作用和創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數字經濟”。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各地因地制宜推進改革，上下聯動、橫向協同的數據工作體系基本形成。一是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破局。以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主線，加強基礎制度建設，發揮數據要素乘數效應，扎實開展數據資源調查。二是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有力推進。持續實施“東數西算”工程，制定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的實施意見，開展數據基礎設施布局研究。三是數據領域開放合作進一步拓展。成功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數字經濟高級別論壇，與14個國家共同發布《“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北京倡議》，積極推進數字經濟多雙邊國際合作。
數據要素助推數字中國建設的機理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建設，重視數據發展和安全，重視領導干部提高數據把握能力，是關于數據要素體系化的理論邏輯。
數據是新型生產要素
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是重大的理論創新。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便指出，“工業化時期數據量大約每十年翻一番，現在數據量每兩年就翻一番”，并創造性地將其納入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范疇，強調“浩瀚的數據海洋就如同工業社會的石油資源，蘊含著巨大生產力和商機”。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指出，“信息流引領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2017年12月，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正式提出“在互聯網經濟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對數據要素“基礎性”“戰略性”資源定位做了科學闡釋。2019年10月，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將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數據作為一種新生產要素首次寫入了中央文件中。2022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指出，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基礎，已快速融入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和社會服務管理等各個環節，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2023年《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把“夯實數據資源體系”作為數字中國建設兩大基礎之一，提出要“暢通數據資源大循環”，明確了數據要素對促進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基礎性作用。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地位得到確立。我國成為全球第一個將數據確立為生產要素的國家，這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創新，也是發展的新突破。
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一種新的經濟形態。2017年12月，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要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戰略，系統推進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管理體系建設，發揮數據的基礎資源作用和創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數字經濟。”2021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是精準把握產業發展與變革規律、深刻洞察經濟社會發展最新動向下提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是我國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的關鍵一招，為我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指明了方向。
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
如何理順數據要素確權、流通、分配等系列難題，充分激發數據要素活力，與時俱進地調整與數字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是重大戰略性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是新時代我國改革開放事業持續向縱深推進的標志性、全局性、戰略性舉措，有利于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賦能實體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有利于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應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構筑國際競爭新優勢；有利于統籌分配效率與公平，推動全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促進實現共同富裕；有利于提高數據要素治理效能，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明確數據產權、流通、分配、治理等規則規范，有利于解決數據誰能用、怎么用等關鍵問題，有利于推動數據要素市場規范化、制度化建設，有利于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提升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效率，激活數據要素價值。為此，我們要建立保障權益、合規使用的數據產權制度，建立合規高效、場內外結合的數據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數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安全可控、彈性包容的數據要素治理制度。2022年12月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就數據四項基礎制度也進一步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統籌數據發展和安全
數據安全是保障數據要素價值的前提。數據泄露、數據販賣、數據濫用事件的發生，為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國家重要數據存儲與使用帶來了嚴重的安全隱患。
2016年4月19日，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依法加強對大數據的管理。一些涉及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的數據，很多掌握在互聯網企業手里，企業要保證這些數據安全。企業要重視數據安全。”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提出“切實保障國家數據安全”，“要加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強化國家關鍵數據資源保護能力，增強數據安全預警和溯源能力”。統籌推進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和安全治理，不斷完善數據安全治理制度，對數字經濟持續健康安全發展至關重要。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大對技術專利、數字版權、數字內容產品及個人隱私等的保護力度”，“要加強國際數據治理政策儲備和治理規則研究”，“加強數據安全合作”。我國現已出臺《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并提出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202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將“筑牢可信可控的數字安全屏障”列為強化數字中國的“兩大關鍵能力”之一，并作出系統部署，增強數據安全保障能力，建立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基礎制度，健全網絡數據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工作體系，為我國數字安全工作指明實踐路徑。
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范疇，強調“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對生產要素理論進行創新性發展；提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厘定數據要素與數字經濟間的辯證關系，豐富了數字經濟理論；強調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實施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推動經濟增長理論創新；統籌推進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和安全治理，是對國家安全理論的重大創新。
數字中國建設對數據工作的實踐要求
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必須堅持黨對數據工作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全面領導，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懂得數據，用好數據，增強利用數據推進各項工作的本領，不斷提高對數據發展規律的把握能力，自覺用、科學用好黨中央關于做好數據工作的一系列要求來分析問題、指導工作。
各級政府更好發揮數據要素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發力點有以下五個方面：
健全數據基礎制度
建立健全數據產權制度，激勵各方在切實保護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信息的基礎上，推進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分類分級確權授權使用制度，促進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制定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和交易的政策，發展、壯大數據中介服務產業，讓數據要素更加順暢地流通、更有效率地交易，提升數據交易效率；建立數據要素收益分配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健全數據流通利用安全治理機制，實現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的動態平衡，讓更多數據要素參與治理過程。
提升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水平
加快推動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實踐探索，推動公共數據分類分級授權使用，強化高質量公共數據資源供給，打造豐富的公共數據應用場景，發揮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示范效應。持續探索企業數據、個人數據開發利用新路徑，全力推動“數據要素X”行動，著力繁榮數據開發利用生態。加大力度培育數據商、第三方專業機構，構建“交易場所+數據商+第三方服務機構+金融機構”協同創新的數據產業生態，暢通數據國內大循環。
以數據要素賦能高質量發展
發揮數據的創新引擎作用，加強數據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的組合迭代、交叉融合，推動生產要素多領域、多維度、系統性突破。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促進實體經濟中的創新要素高效配置，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發掘和釋放數據要素價值、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強化數據安全保障能力
始終緊繃數據安全這根弦，提升數據安全的技術保障水平，把安全要求貫穿數據要素賦能創新全過程。要把安全貫穿數據治理全過程，守住安全底線，明確監管紅線。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協同治理模式，強化分行業監管和跨行業協同監管，筑牢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安全屏障。壓實企業數據安全責任，推動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加快建設數據流通基礎設施，支持建設可信數據空間和數據安全技術研發。
提升數據領域國際合作水平
統籌做好數字經濟領域國際合作，規范數據出境、便利數據入境，完善國際數字治理“中國方案”，持續優化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及相關規則制定，與各國一道探索互通有無、合作共贏的“正和博弈”新模式，力爭構筑全球最大的數據流動圈，讓我國數據要素發展的成果和經驗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認同和應用，惠及更多國家和人民。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數據要素價值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機制、模式與對策”（項目編號：72373056）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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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東風萬里繪宏圖——習近平總書記指引數字中國建設述評》，《中國網信》，2023年第3期。
[10]于施洋、王建冬、黃倩倩：《論數據要素市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